粽子的四种味道

——纪念屈原

刘汉俊



端午又至,遥祭屈原。

千古幽思远,万家粽叶香,味道绵长。

慎终追远,不忘先贤,是中华文化的良心。

一个人与一个传统节日、一种民俗活动的关系之紧密,中国历史上以此为最,首屈一指、唯此一人。

屈原(公元前约340年—前278年)是战国后期楚国人,祖籍湖北秭归,据考是颛顼帝高阳的后裔,屈氏始祖是楚国第六任君王熊渠的长子伯庸。东周以降,周王室名存实亡。朝政分散,诸侯争权,“征伐自诸侯出”,天下大乱,争霸战、兼并战此起彼伏,激烈的程度加剧。屈原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战国末期,见证了楚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。

国势式微,时弊丛生,八百年悠久历史的楚国步入暮年,走进了不足百年的倒计时。政治昏暗,吏治腐败,民生凋敝,对外政策游移不定,战略失误,纵横失措。屈原经历了楚威王、楚怀王、楚顷襄王三朝,担任过楚怀王的左徒,参与执掌楚国许多重要军政外交事务,在朝则与楚王商议国之大者,代表国君发号施令,出则与各国诸侯商洽外交事务,会见八方来宾,展示出高超的治国理政才干。《史记》中评价屈原是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”。

屈原辅佐国君忠肝义胆、耿耿昭昭,襄理朝政竭力勤勉、宵衣旰食。他借鉴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的经验,主张对内变法图强、对外联齐抗秦,使得楚国社会趋稳,国力增强,外交逐步得心应手,一度雄居战国末期三强之列。

家事与国事关联,命运随国运起伏,屈原亲历了事业的起起落落、人生的甜甜苦苦,起则独步巅峰,落则一跌千丈,甜则功成名就,苦则凄风愁雨,独特的人生令人寻味。

公元前329年,楚威王既薨,楚怀王接棒,楚国国君开始了一代不如一代的颓势。屈原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,上被楚怀王疏远赋闲,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;内受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、近臣靳尚、王妃郑袖等人的嫉妒诬陷挤兑、联手加害;外有劲敌张仪的离间,处境极其险恶。楚怀王最后听信谗言,将屈原逐出朝廷,流放汉水之北。西风恶,汉水苦,屋漏偏逢连夜雨。



战国七雄打到最后,齐、楚、秦三强并立。新兴的秦国起势迅猛,秦国国君正是汉代贾谊所说“奋六世之余烈”中的第二世秦惠文王。这位国君是厉害的狠角色,他的厉害表现至少有三,一是刚一继位就车裂了父王秦孝公倚重的改革强秦之功臣商鞅,暂时缓和了保守的贵族势力与新兴的变法势力之间的矛盾,却把商鞅民富国强的变法进行到底,推动了秦国的强势崛起,很快居七雄之首;二是一举打败了赵、燕、魏、韩、齐五国与匈奴一起的合围攻秦,令“诸侯恐惧”;三是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敢于改“公”为“王”的国君,完成了从谦谦君子到王气侧漏的内心建设和对外昭告。后来的历史证明,秦国正是楚国最后的对手国,是楚国的掘墓人。这最后的三强中,齐国富而不强,楚国大而不强,唯有秦国既不大也不富,却是狠且强的角色,六任秦王“蒙故业,因遗策”,一代接着一代干,一朝更比一朝强,到秦嬴政时终成“六王毕,四海一”的统一大业,建立起赫赫煌煌的大秦帝国。

但战国末期的秦国,完胜还在路上。秦国与齐国交恶,而雄居南方、地处秦与齐势力之间的楚国,是秦、齐都想争取的对象国。秦想攻齐,但忌惮齐、楚的“方欢”“交善”;齐想联楚攻秦,但感觉楚王首鼠两端、琢磨不透;等到楚国受到秦国威胁,想联齐抗秦,秦国却派出了著名的纵横家、谋略家张仪游说楚王,以献六百里地之诈计,蒙骗楚国与齐国断了交,而秦国却趁机与齐国结交。发觉被骗了的楚怀王恼羞成怒,于公元前312年兴兵讨秦,却被秦惠文王率兵一顿胖揍,斩首八万,还丢了在汉中的大片楚地,让楚痛到了骨子里;而忌楚已久的魏、韩两国趁火打劫攻楚,腹背受敌的楚国急忙收兵、掉头,想再求救于齐,但齐国国君蔑视楚怀王的背信弃义,怒不出兵。无奈中的楚怀王请老臣屈原出山,公元前311年,屈原临危受命,赴齐斡旋,推动了齐、楚复交,还挫败了张仪企图使用离间之计,借楚怀王之手清除楚国反秦力量昭滑、陈轸的图谋,楚国的危机得以暂时解除。

公元前309年,齐、楚合纵攻秦。工于谋略的秦昭王以重利贿赂楚怀王,重金收买了楚国的后宫、王子、朝臣若干人等,诱使楚国又一次背弃齐国,并与秦国交蜜。公元前304年,秦国用计,约楚王于黄棘,逼楚国与齐国最终断了交。秦国还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,离间楚与各国的关系,使楚国再一次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,秦强而楚弱的态势明显。



在楚、秦、齐三国关系上,楚王不如秦王想得清楚,更不如屈原看得透彻。屈原是最早意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的高官,“横则秦帝,纵则楚王”,不是楚吃秦,就是为秦所吃。无论是在位时、被冷落时,还是被流放时,屈原都能看到楚齐断交的危险、强秦贪楚的威胁。在力劝楚怀王无果的情况下,忧恨交加的屈原转向抨击楚怀王出席黄棘会盟的行为,此举得罪朝臣、触怒楚怀王。流放在汉水之北的屈原行吟泽畔,满腔忧愤,对楚怀王发出了“听之不聪也,谗谄之蔽明也,邪曲之害公也,方正之不容也”的批评,并抱忧怀愁地创作了《离骚》,把一切的郁闷、所有的痛苦、全部的期望,以及个人的志向、人生的追求,统统倾注于《离骚》之中,以带血的忠诚吟诵出了千古绝唱与慷慨悲歌。

公元前301年,秦昭王联手齐、韩、魏等国攻楚,楚军大败,元气大伤;第二年秦国再次大破楚国,人心恐慌;第三年,秦国又一次攻楚得胜,并致书楚怀王会盟于秦国的武关。没承想,楚怀王一进秦境即被扣押,还被要求割地于秦。国不可一日无君,楚国只好推太子继位,是为顷襄王。受辱见欺的楚怀王逃到了赵国,但没有享受到二百年前吴国攻入楚国郢都时,楚昭王逃往郧、随两国被收留、被保护的待遇,只好又狼狈不堪地折回秦国。3年后,一代国君楚怀王客死咸阳,屈辱受尽,荣华归零。

此时,被流放的屈原还“睠顾楚国,系心怀王”,忧患于国家的安危,悲愤于故主的冤死,愤怒于满朝的奸佞庸臣,更悲哀于不思进取、无所作为的新主楚顷襄王。屈原的表现更是得罪了朝中权臣,他被流放到更偏远、更艰苦的江南鄂渚之野。而此时的楚国,气数已尽,行将就木。屈原心如死灰、万念俱灭。他面色憔悴、形容枯槁,独自披发行吟在冰冷的江河之畔,咀嚼着家国的痛苦,行走在自己的寂寞中。



公元前278年,经过长时间的备战,秦将白起突然发起对楚国最后的总攻势。秦军引水淹城,数十万楚国军民生灵涂炭、顿成鱼鳖,国都郢都被占领、摧毁,顷襄王仓皇出逃。消息传来,流落在汩罗江畔的屈原十分悲痛,据说就在五月初五,即后世确立的端午节那天,毅然选择了自沉汨罗江以明志。

千古江水呜咽,万山草木含悲。

屈原逝后半个世纪,苟延残喘的楚国为秦国所灭。

通览楚国历史,方知屈原处境。捧读《史记》的屈原列传,感觉寥寥千字、字字万钧。相信司马迁下笔时,心情一定是沉郁而忿懑的,心境一定是高洁而孤寂的。他忿懑着屈原的忿懑,孤寂着屈原的孤寂;相信司马迁下笔时,一定是落过泪的,20多岁的他在屈原投江150年后前往汨罗江边凭吊,“余适长沙,观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泪”;相信司马迁在诵读屈原的楚辞时,一定是惺惺相惜、涕泪长流的。他的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的感叹,或许源自汨罗清流、屈子文脉。

历数古代中华先贤,屈原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开创者。他是第一位真正具有纪念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缔造者,是第一位做人做事、为官为文都堪称完美的爱国楷模,第一位做到言行合一、知行合一的爱国知识分子。他在汨罗江上以身殉国、以身殉道、以身殉志的悲壮一跃,令人扼腕叹息;那惊起的浪花,是血汗与泪水,凝成2300多年来爱国志士们精神跃起的姿势。那是一条生命的归零,却是一种精神的崛起与远征。

江水汩汩,岁月不居。流淌至今的,是文化与精神、意志与品质。

今天的人们过端午节,品粽子、吃咸蛋,插艾草、喝雄黄酒,龙舟竞渡,激浪飞歌,既享受美味,又扬楫奋进,获得感爆棚、仪式感满满。礼祭屈原,缅怀先贤,当品尝粽子的四种味道。



第一种是爱国的味道。 屈原对楚国的爱恋深沉而炽热,身居庙堂时,体恤苍生、心忧天下;身处荒野时,顾盼庙堂、为国尽忠。他的爱国精神首先表现在忠君上,“竭忠诚以事君”,辅佐朝政时忠心耿耿、尽职尽责;力陈利害时,知无不言、冒死进谏。他心系楚王,责怨其“变黑以为白,倒上以为下”,又怒其不争、怨其不察、哀其不幸,爱恨交织、有怨有诉。屈原在他创作的诗辞歌赋里,饱含对国家社稷的深厚感情,充溢着对国家利益的计较、对国家安全的忧虑、对国家前途的担心。置身盛世过好日子时,爱国情愫是人人可以表达出来的心愿;面对强敌外侮、同胞遭受欺凌时,爱国激情一旦被点燃,便呈燎原之势,烈烈燃烧;在遭受社会的不公平、朝廷权臣的打压时,屈原还能保持一颗爱国赤子之心,九死而不悔,万难而不泯,更是难能可贵。屡遭疏远、流放之际,屈原仍然一步三回头,忧楚、兴楚、强楚之心不灭,希冀国强、君好、民安的心愿犹在。在楚才晋用、楚才吴用的年代,他至死也不叛国、不离土、不变节,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、对朝廷的寄望、对人民的惦念,其情切,其心炽,感天动地。身为楚国大姓贵族、宗室重臣,屈原蹲下身子、伏拜土地,以民为本、为民请命,与劳苦大众心连心、同呼吸、共脉动,难能可贵;他敬天法祖体恤民生,对底层人民充满深深的同情和眷眷的哀怜,发出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的长叹,百姓动容,苍天垂泪。生长于楚国,殉情于楚地,忠君、爱民、报国的志向生死不移、终身不改,血荐轩辕。屈原的忧国忧君忧民的情怀,深深地影响着世代中华儿女。



第二种是真理的味道。 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真理的高度,对真理的取向往往决定了社会的走向。发现真理检验智慧,坚持真理考验勇气,贵在发现,难在坚持。屈原负责过许多国计民生大事,有治国理政的宏伟构想,有实践经验,有真知灼见,这是思想上的高度。他勇于改革、鼎新革故、力除积弊,坚持法度、去除心治、以法行事,主张举贤授能、贤者在位、能者在职,推动力耕强本、励战图强、统一天下,反对投机取巧、结党营私,倡导赏罚得当、防止蔽壅、克服私情等,举措既出,尽心履职,这是实践上的深度。屈原的楚辞与庄周的散文,同是楚文化的奇峰,精湛的学识是根底,广博的见识是前提,神话和寓言是底蕴,深邃的智慧闪烁思想的光芒,神奇的想象催生精神的翅膀,向真理飞去,让光芒照亮混沌。他敢于对自然发问、向真理敲门,《天问》是诘问、责问、追问,是向神明和权威的挑战,表现出大无畏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。《东君》《云中君》《大司命》《少司命》等作品充满神奇的想象、神性的色彩,与先帝对话,同诸神共语,通过神巫的刻画反映对人类命运的主宰,通过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,具有审美的情怀和哲学的品质,向真理靠近,与思想同行。神话、传说、史实、现实,皆入楚辞;天地日月、风云雷电、芳草嘉木,尽有寓意;天人对话、神人交流,充满思辨,对人类历史的探究,对世界万物的穷理,构成楚辞全部的主题思想。屈原挥椽笔、画宏图,其终极目标,是建立一个天下一统的、法度严明的、以民为本的、没有战争的大同世界,并为建成这个世界而奋斗。这一伟大设想在今天看来,仍然富有先进性和前瞻性。为实现这一理想,他表现出“虽九死而犹未悔”的追求真理的决心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坚持真理的毅力。为真理而奋斗,为真理而斗争,为真理而牺牲,这是哲学家的思辨、革新家的勇气、科学家的精神、道德家的品格。屈原追求真理、坚持真理、发展真理的精神,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脉流。



第三种是文化的味道。 “屈平辞赋悬日月,楚王台榭空山丘”,这是李白对屈原的评价,文人相重缘文重,是文化对文化的敬重,文明对文明的礼赞。屈原是文化人,是楚辞的代表人物,是楚文化的缔造者、弘扬者和集大成者。学而习之,知而行之,学仕两不误,是屈原为官为学的特点和原点。战国末期,是历史性的大变革、大动荡、大调整时期,王朝虚名,诸侯恣肆,邦交无常,波澜壮阔和波谲云诡都会溅起文化的涟漪。思想界、文化界、学术界、教育界被贵族阶级所垄断的局面被打破,“学在王官”不再,杏坛私学盛行,处士横议、士无固主。一大批士人以重独立、重自我、重开放、重自由的人格特征著称,出没于政治讲台和思想讲坛,扬眉吐气地登上了史册和舞台。他们信奉“学而优则说”“说而优则仕”,四处主张自己的救世良方,希图得到各方诸侯的赏识任用,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干,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象。“凡诸子百八九十家,四千三百二十四篇”,名家辈出,著作涌现,养士成风。战国时期,相继出现了四大学术中心,分别是魏国魏文侯时期的西河学术中心、齐国齐桓公时期的稷下学术中心,亦称“稷下学宫”,以及属于楚国的兰台学术中心、兰陵学术中心。齐国的稷下学宫影响最大、质量最高,齐宣王时期,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名、阴阳五行、纵横、兵家等百家学人会聚于此,学术活跃,流派纷呈,高峰时多达“数百千人”。而在南方,则是楚国的兰台学术中心影响为甚,时称“兰台之宫”。

关于“兰台之宫”不妨多说几句。兰台,也称楚台、南台,位于今天湖北的钟祥,是战国时期楚王的行宫。兰台之宫既是收藏国家“典策法书”“图籍祕书”等重要文献档案的重地,也是文人荟萃的地方,是春秋战国时期参政议政的场所和精英文化的制高点。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评价说,“唯齐、楚两国,颇有文学。齐开庄衢之第,楚广兰台之宫”。史料中还有关于楚怀王邀诸文人俊彦在兰台之宫赋诗诵词、楚顷襄王游于兰台之宫的记载,足见兰台之宫在战国时期文学、学术方面的地位。



屈原无疑是兰台学界的代表人物。他与大弟子宋玉,以及景差、唐勒等人多次到兰台,作辞赋诗,聚议国是,教书育人。“屈平联藻于日月,宋玉交彩于风云”,他们被称为“兰台作家”。“下里巴人”和“阳春白雪”这两曲楚歌的故事,就发生在兰台。所以说,在楚怀王时期,屈原即是楚国学人、文人中的领军人物。尽管推测《离骚》《渔父》《抽思》《天问》等作品可能写于他被流放期间,但《橘颂》《大招》《九歌》等则是他年轻时的作品,出自兰台之宫,文思奇妙,文采斐然,足以奠定他的文学和学术地位。屈原既殁四十年后的楚考烈王时期,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,促其在兰陵讲学著书,推动了楚文化的发展。兰陵学术中心是继兰台之宫后,形成的楚辞讲学、创作的中心,是楚文化、齐鲁文化、吴越文化交流的平台、儒、道、法交融的重地,荀子是中心人物和代表人物。在兰台、兰陵两个学术和文化中心,楚辞的研究、交流、创作得以弘扬发展,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,成就了贯通后世、传承至今的文风学风和文化气象。一切的文字都在《楚辞》和《诗经》里刨挖文思的泉眼,所有的灵感都在《楚辞》和《诗经》里对接灵感的信号。没有楚辞的六言为主,五言、七言为辅的辞句,就没有后来的五言诗、七言诗;没有楚辞中关于美政、仁政等爱国思想的定调,汉赋唐诗宋词就难有如此宏大的叙事和宏阔的格局。这是屈原的伟大贡献。这种文化的韵味绵延至今,文脉永续。



第四种是人生的味道。 人生因高端而高质,因曲折而丰富,对崇高品格的追求是屈原一生的主题。《离骚》之后再无《离骚》,《天问》之后没有《天问》,《九歌》之后难寻《九歌》,《招魂》之后不见《招魂》,抒发的不仅是艺术的意象,更是人生的况味。他追求真、善、美,以“内美”的高洁情怀,推动“与为美政”,期待建设“大同盛世”,崇高的理想体现了他精神的高尚;他对“世溷浊而不分兮,好蔽美而嫉妒”“世溷浊而嫉贤兮,好蔽美而称恶”的世俗陋习,深恶痛绝;他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、吏治的腐败、贵族阶层的贪婪,刚正不阿;“民生各有所乐兮,余独好修以为常”,他把修身作为自律的功课、人生的乐趣;“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”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,这些葳蕤芬芳、烁金泛银的精美文字,像明镜一样映照着他那纯净的灵魂与高洁的境界;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;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”,他颂的是橘,言的是志,表达了自己表里如一、坚贞不屈的品格取向;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”,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与清醒自重的秉持,清波一江流,清白在人间;“伏清白以死直兮,固前圣之所厚”,爱憎分明不怕死,刚正不阿宁愿碎,浩气凛然;“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,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”,宁可清白死,决不苟且生,是屈原人生的高贵所在。生活的提炼,需要火与淬;人生的味道,需要在火上烤、锅里煎、炉中熬。一个人能够自律到如此严苛、如此自虐、如此纯粹,不是完人是何人!借用毛泽东主席评价白求恩大夫的话来说,屈原堪称是“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他的人生取向,指引了后世两千多年。

屈原和他的楚辞,是楚文化的核心,是中华文化的原味、珍味、美味,是文化的经典、文学的高峰;屈原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标高和里程碑。

信笔一挥,已是意象万千;衣袖一甩,便是满天文采。

这就是屈原,一位伟大的爱国先贤。

端午遥思君,一樽酹江月。